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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北京的“老炮儿”心态是怎么炼成的，被削了兵权养尊处优的满八旗子弟搭配着身份优越感的“不服气儿”使然，尽管那时候还根本没有“老炮儿”这个词汇。一代一代进入这个城市占据统治地位随后又被另一拨人轰下来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人和他们的后代都只有依赖着如是“不服”的心态才能给自己一针精神上的强心剂在这个城市里接着生活下去。这股子虚无的“杠头”劲儿，在他们越被人抛弃、遗忘和嘲笑的时候，就越强烈，就越能激发他们逆风而上冲到权力、地位和金钱面前吐口吐沫蔑视一笑的冲动。

于是辛亥革命大清倒台，地位的一落千丈反而高度强化了这些满清遗族的“老炮儿”心态，也让后者融进了北京老百姓的血液，使他们尽管成了自身命运的看客但依然得以保持一丝尊严；于是在1966年末尾高举着血统论旗帜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北京联动的成员们在失势被驱离运动的权力中心后依然在街头成群呼啸骄傲地称自己为“老兵”；于是1968年出身于新街口胡同社会底层被排除在各种政治运动势力之外的“小混蛋”周长利等人站在北京西单街头拦住过路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凶狠地扒他们的军装……这些北京人分属于完全不同甚至立场尖锐对立的阶层，但支配他们行为和话语的都是那个最简单的思维模式：面对着在地位、力量、数量、财富、权势等等各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任何存在——永远不服。

要说管虎的《老炮儿》在哪一点上逮住了“老炮儿”的实质，就是这股梗着脖子不服的气概。六爷这几个老梆子，新世纪都过了十五年还猫在胡同里养鸟儿逗蛐蛐儿，打定了主意不和外面的世道一起改变。但一旦摊上了事儿，无论它是如何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畴和能力所及，无论对方多有钱有权有势，他们都会沿袭着几代北京“老炮儿”传下来的“杠头”劲儿不服到底，事儿“铲”不平自己就搭上一条性命，无所畏惧。

看了很多评论，把冯小刚扮演的这个角色理解为胡同串子、流氓、地痞、黑道分子、大院子弟（就《老炮儿》的主角六爷来说，这真的是缺乏北京基本常识的错误，“大院子弟”的前提是得有大院才成，有谁见过跟街里儿胡同口长出来的“大院子弟”？），其实这些都和老炮儿没什么必然的联系。

“老炮儿”可以是上面任何一种人，但是上面任何一种人如果没了在关键一刹那梗脖子挺上去不服的直觉瞬间冲动，他们不但成不了“老炮儿”，而且还肯定是被“老炮儿”迎面啐吐沫以后直接无视的败类。这是六爷和小飞一伙人的区别所在：后者再飞扬跋扈也还靠的是钱、权、爹，一旦有权有势的爹翻了脸，他们立刻就软蛋自我降格成了孙子辈儿。管虎抓住了这点本质上的不同，《老炮儿》就是一部有无法替代精神内核的电影。

前几个月我还和朋友聊这个话题，为什么在北京像“老炮儿”这样的人物难以为继不再产出了。讨论的结果，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北京不再养活“闲人”了。

那些我曾经目睹的堆在胡同口打台球看姑娘的北京闲人们大概逐渐都觉得自己不自在了：在经济上被甩出核心圈之外不可能自我感觉太良好，事实上，远比在政治上被孤立难受多了。他们即使没出去挣钱，也都在家里猫着而不再在胡同口蹲着自我展览了，在所有人都玩儿命点T（挣钱）的时代你一人跟胡同口形单影只地杵着装牛逼，旁人不会觉得你飒而只会心里琢磨这人别是有病吧？被人当傻叉看肯定是不能获得内心尊严的。

而这些人的后代们，他们也不再看重老子的陈旧风范，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能吸引他们的都是眼前物质所能带来的享受和欢乐，以及为了达到物质需求所必须遵守的规范和义务。一个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变化和发展，挤压并消解了“老炮儿”们得以存活的那个“悠闲”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再回看《老炮儿》，去粗取精，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几个旧时代留下的活化石标本，以及他们在这个陌生的新时代最后一次挽回尊严的努力。犹如传说中面对洋枪洋炮的义和团，具体行动已经没了实际意义，但他们依然期待自己的精神能谱成一曲荡气回肠的“不服”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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