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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所有人一样，

既是同谋，又是受害者。

——西蒙娜·波伏娃

一转眼，这个唱着“一辈子的孤单”的女人，她已经结婚6年，儿子都2岁大了。导演一喊“咔”，她马上就走过来，拖着长音，逗这个2岁小孩：

“妈——妈——几——岁——了？”

“1——8——岁。”

说真的，没人会相信刘若英今年18岁——谁能永远18岁啊。不过，她梳着马尾辫，穿着蓝色的条纹裙子，往MINI COUNTRYMAN旁边一站，看起来也绝不像是她实际的年纪。这是一个女演员的自嘲和豁达，她用自己的年龄开玩笑，好让工作气氛更融洽。

哈哈哈，大家果然都笑了。

刘若英是个相当周到的人，心细如发。她会去感受一个场景里的氛围，并尽其所能让它和谐。这一次，她知道我们远道而来，拍摄间隙，就找人去附近买驰名的面线来招待。食物不贵，但是个心意。她在减肥，自己并不吃，但会走过来问候：“哎，到了台北，一天至少要吃八顿啊。”

这种周到细致，似乎并不是客套而已。它更像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之后、已经进入一个人的自我认同的习惯。在这种习惯面前，众生平等。她不只对生人如此，对朋友也是这样，对自己家人也是这样，对她自己，则只有更精益求精，更严格。

傍晚的时候，我们从南门市场转场去书店拍摄，中间短短一个小时的空档，刘若英就不见了。后来，我们在书店的休息室里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就那么一个钟头，她还特地回了一趟家。

她要把刚买的水果和蔬菜放好。虽然是配合拍摄买的东西，但也是真的花钱买来，真的每天要吃的。

她要和家里的阿姨做个商量。隔天她要去悉尼开演唱会，两天之后才会回来。中间不在的这几天，家里要怎么安排，吃些什么。

接下来，她换掉了上镜头的衬衫和裙子，因为怕弄脏戏服。穿上家居服之后，她搂着儿子，陪他在地板上玩了一会儿。

这几十分钟的时间，她一直注意把脖子和头保持在某一个角度。因为很快，她还要赶到新的拍摄场地录影。不会有时间重新做妆发了，所以她的发型不能被儿子七手八脚地搞乱。

一开始，是有保姆帮忙的。她是出了名的闲不下来，早在坐月子的时候，她就已经半躺着校验书稿了。后面事情越来越多，宣传新书，开演唱会，写剧本，录新专辑，接广告，简直不可开交。这样的时间表，没有保姆是不行的。

儿子6个月大的时候，她飞去内地办新书首发式。有人在现场问她，那你儿子怎么办。她站在那里，眼睛立刻就红了。她受不了这个。

说不清这是母性呢，还是某种强迫症的症状，总之，刘若英成了她自己单身时期最不齿的那种“黏糊糊的妈妈”。

平时在台北，她一边听新专辑的混音，一边做胡萝卜辅食。

晚上睡到半夜三点，突然醒了，一定会看一看儿子房间的监视器。

保姆定时给孩子喂奶。孩子饿了，喂奶。孩子不饿，也喂奶。孩子不哭，不闹，但也不喝奶，就任由牛奶从嘴边流下来，然后瞪着一双眼睛看。

她又好笑，又心疼，最后辞退了保姆，干脆自己来。

几个月后，保姆回来拜访，跟她说，你要小心你儿子变成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小孩，因为母亲不能总是在他身边陪着他。

刘若英一听，又急了。她赶紧打电话，找到相熟的心理医生。结果，医生问了一通，告诉她，你不用担心他有不安全感，如果你担心的话，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的应该是你。

他说：“很多父母就是自己很不安，然后通过自己的行为，把自己的不安传递给了自己的小孩。就好像很多人希望孩子多吃，是因为他们自己有食物匮乏的记忆。”

那一天，刘若英坐在松山机场的候机室里，若有所思。“我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但是，我的不自信也让我成为一个比别人更努力的人。而且so lucky，我找对了职业，做了演员。我这种个性，如果在银行每天数钞票，紧张啊，一来人马上按警报……”

我看得出来，刘若英其实有更多妈妈经可以讲。不过，她非常敏感，因为知道我是一个没有自己小孩的人，所以她并不会滔滔不绝。大概从很早的时候起，她就知道自己是个容易紧张的责任狂。这种个性，还蛮像《老友记》里的莫妮卡。不过，她很聪明，也懂得察言观色，知道这样的人要想不讨人嫌，多少得有一点儿幽默感和机灵劲儿。

最近这半年，她觉得自己的幽默感都有点儿不太够用了。因为她这么要强，简直是一手把自己的生活捅到了崩溃的边缘。

她每个月都要飞到几个陌生的城市去开演唱会。有时候在东京，有时候在内地某个城市。头一天晚上还在保姆车里喝冰咖啡，做女王，第二天一早就想着打电话回家，让阿姨把冰箱里的鱼拿出来解冻。“演唱会这种东西，做到第30场，每一场都会不一样。”

她的父母，她觉得，最近这半年突然老了下来。母亲开始跟她说“我现在心如止水”这种话。父亲身体不好，也住了几次院。她需要两头奔波，分别照顾上年纪的父母。

人到中年，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很多人的杨白劳。年轻时候欠下的债，一样一样要还。旧债还没还完，新债又来了。

好在，她有一个能够理解和支持她的丈夫。他们结婚之前就说好了，她不做全职主妇，彼此有各自独立的空间。

她开玩笑说，“现在有点老夫老妻的感觉，明年就快七年之痒了。有时候他回家，是哼着歌，还是砰地一声关门，我都能破译他的情绪。我呢，我不会爆发，但是我会有一个气氛在。”

就在两个礼拜之前，她刚刚经历了一次内心的“崩溃”。

这是一些“令人抓狂的小事”，非常琐碎。我不厌其烦把它们记录下来，但你们看完不许生气。你要知道，有一部电影就叫做《令人抓狂的小事》，讲一个人是如何被琐碎小事的循环折磨得发了疯，杀了人（脑补《大话西游》里的孙悟空）。

那天早上，刘若英一起床就接到合作编剧的电话，通知她团队要来台北一起开会，她需要帮忙办理入台证。

一大早，她的工作人员通常都还在睡觉，她只能自己一个人上网下载材料，打电话问每个人的资料，填写入台证的表格。

快中午的时候，事情还没办完，但是家里要开饭了。平时，只要她在家，一定是亲自买菜做饭的，但这天没时间了，她交代司机去买一些小肉馄饨。结果，她再三交代，司机还是买错了，买成了虾仁馄饨——她老公不吃虾仁。

眼看大半天过去了，她该做的事情一样都还没有做，而已经做的事情又一样都没有做好。她的剧本还要再改，她的演唱会要定新的造型，她新接的MINI COUNTRYMAN的广告片要想创意……这时候，她老公走过来，想要安慰她。

他说：“老婆，我觉得你应该赶紧去做你的剧本，我觉得你都不够专心。”

不说还好，只要一说，她内心像个吹满的气球，立刻就爆炸了。

“我不能给我朋友打电话。说我因为虾仁馄饨难过吗？好像不对。说我老公鼓励我了，所以我不开心，也不对。这些情绪，打电话或者发微博，都是丢人。”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拿了一把伞准备出门。她跟老公说，我要出门买点东西。下了楼，她还没忘了跟管理员笑着打招呼。然后，她就开着MINI COUNTRYMAN来了我们见面的这间书店。

严格来说，这不能叫做一家书店。这里从天花板到地板全是书，甚至包括两本17世纪的《圣经》，但是并不售卖其中的任何一本。这是台北东区隐蔽角落的一间杂志吧，老板收藏世界各地的设计类杂志，供会员们翻阅、复印或者发呆。因为鲜为人知，这里没什么人，可能坐上一整个晚上也不会有人发现隔壁坐着一个刘若英。

那天晚上，刘若英换上拖鞋，在隔壁那把凳子上待了好几个钟头。她回复邮件，修改剧本，复印杂志上精彩的图片，忙得不亦乐乎。几个小时之后，她开车回家，一直到脱掉隐形眼镜准备上床的时候，她才跟老公说：“其实我今天有点不开心，不过已经没事了。”

在结婚之前，刘若英出过一本书叫《一个人的KTV》。结婚之后，她又出了一本书叫《我敢在你怀里孤独》。当年，第一本书总被部分解读为“剩女”的落寞。如今，她在已婚状态下仍然一再强调孤独的重要性，她大概是想表达说，孤独是一种存在状态，是生命的一部分，无论婚否，无人可以逃避，也无需逃避。

她解释说：“孤独是一个恒久的东西。有些人选择不面对，有些人选择不要，他塞满了。可是我不管塞得再满，独处还是对我很重要。我不能没有独处的时间，我不能没有一个喘息的片刻。在那个时刻，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想，也不要再替别人着想。我如果没有独处的话，就不能够做我的超我，我理想当中体面的、不麻烦所有人的、又能让自己保持理性和平静的——我就不能够做到让自己满意。”

又过了几天，她在家里召集编剧们为新剧本开会。因为知道编剧会旷日持久，她事先就做了准备，请了闺蜜来家里帮忙带孩子。她在二楼开会，每过个把钟头就会下来，看看孩子，和他们玩一玩。但突然，她的闺蜜就红了眼睛。

“奶茶。”她说，“念旧是你很好的优点，但它可能会是让你这辈子最辛苦的地方，所以有些东西你不要再念旧了，如果那些旧让你感觉不好，让你有包袱，就不要再念旧了，就丢掉它。”

她心疼她。

有时候，我自己会在夜里重看李安的《卧虎藏龙》。每每玉娇龙和俞秀莲在深夜的城墙边打斗，配着谭盾的声声鼓响，真是看得我心潮起伏。玉娇龙和俞秀莲，这哪里是两个女人，她们分明就是一个女人身上的两面。玉娇龙是本我的，欲望的，不顾一切的，自我中心的，为自己而活的。俞秀莲是超我的，克制的，甚至压抑的，服从规范的，因为自我牺牲而让他人尊敬的。

一个女人，当她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可避免要比男性面对更多的生理和社会的束缚，这时候，你是要尊重你天赋人权的个体自由，还是要扮演好上帝赋予你的女人的角色？

这是我和刘若英第一次见面。我没想到，当我和她提到玉娇龙和俞秀莲的这个比方，我说了不到十分钟，她眼圈一下子就红了。这些话可能触碰到了某些柔软的、坚持的、能够冲破隔阂之墙的东西。那是一种属于女性共同命运的困惑，就像波伏娃说的那样：“我和所有人一样，我既是同谋，也是受害者。”

就我自己来说，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她们有因为责任而感到压抑的，也有因为任性而感到迷茫的，但最终你会发现，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身上的俞秀莲能够杀死那个玉娇龙，反之亦然。这两个女人，她们就在日复一日的夜斗里惊心动魄，又相安无事，等到天一亮，又是新的一天，太阳照常升起。

刘若英听懂了我的意思。

我问她，她更想做这两个女人里面的哪一个，或者说，她更像哪一个。

她说：“我不要去预设我是谁，是哪一面。因为走到那一天，也许两个都不是，也许两个都是。我起码走到现在，我很高兴的，我两种都有。我没有妥协。两个都活得很辛苦，但起码还活着。我并不知道有一天谁会战胜了谁，也许是两个人真的找到了一种和平共处的方式，但是一样都是努力着。”

要让玉娇龙和俞秀莲同时都活着，让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在你身上灵魂附体，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她想过，能不能对家里少上点儿心，马虎一点行不行。她的朋友问她，你那么累了，为什么还要做饭。她说，太太跟妈妈怎么可能不做饭，我不要让我孩子想起家来，是餐厅的味道，我要有妈妈的味道。我要让我的先生每次出去吃饭，都觉得还是回家吃饭的好。还有，我在做饭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平衡，还有一点小确幸。

她也想过，能不能对工作少上点儿心，马虎一点行不行。前些年，她拍戏摔断过腿，髌骨外翻，现在只要天气微凉膝盖就会疼。前几年，她开始学剪辑，学成了老花眼不说，还开始长白头发。这两年，她开玩笑说，就连耳朵也不好使了，经常把经纪人说的话听成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意思。

刚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她曾经感受到年龄给女人带来的扑面压力。她从十几岁的时候一个人出国念书，二十几岁的时候从做助理出道，一直工作到了现在。然后结婚，然后生孩子。一切看起来很圆满。

“难道就这样了？”她问自己，“王子和公主就这样幸福地生活下去，然后呢？如果就这样，那么落难公主又是哪里来的？这之后的内容，大家都选择不去记录，但并不代表不会发生。”

“我这两天常常说一句话，我还想杀出一条血路，我想保有一点点的不妥协。我没有就范，为什么妈妈就一定要就范？有一些艺人，突然之间就变妈妈了。我希望我有一些东西，可以保有我原来的样子。我是做了妈妈，可是我身体里面还是有一个需要被拥抱的小女孩。对，她在我里面很任性的藏着……看我能够藏到什么时候吧。”

“有没有人说过，你想要的太多了？”

“有。是我自己跟自己说的，不是别人说的。”她说，“我对着镜子，跟自己说，累不累呀你。其实很累，亲力亲为真的好累。可是我真的觉得，要亲力亲为才知道其中的滋味。你真的要自己走，你才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很累，可是不做又后悔……哎，我到底是怎么样走到了今天，成了一个要照顾很多人的人呢？”

她也在问自己，就跟哪里有答案似的。

3月的时候，刘若英开着车，去看望已经90多岁的婆婆。

湖南人管祖母叫婆婆。那是她90多岁的祖母。不到两岁的时候，父母离异，她就和祖父母住在一起。他们把她当做女儿，她也视他们为父母一般。

有时候，刘若英会带着蛋糕去看她，或者开车带她去吃冰淇淋。她年事已高，已经不太能够认得人了。她认得面前这个扎马尾辫的女人，也认得小孙女英英，但是没办法把两个人联系起来。她要送老人去医院检查身体，就只好说，英英肚子疼，她在医院等你。只要听到英英这个名字，老人一定起身。

“我是她最后一个不认得的人。”刘若英说。

只要这90岁的老太太还活着，她和那个过去的世界、和自己的来处的连接就还没有断掉。

有时候，她看着她的祖母，觉得时光并没有流逝的痕迹。老太太还是永远穿着熨烫笔挺的旗袍，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扣子；还是爱看翻译小说，爱吃甜品，爱听音乐，爱喝三层的英式下午茶。一切都没有变。

当年，她是中正大学的校花，后来，她是“国防部”代部长的夫人，自然有她的派头。

一直到今天，刘若英虽然一向被认为是个得体的女明星，但她自觉并不娇气，甚至有男孩子气的一面。她不拒绝坐公车，出差坐经济舱也没问题，去菜市场被认出来，她还会多讨四个香菇。她情感上很细腻，但在生活细节上确实有不拘小节的东西。这种性格，和她从小在男人中间长大有关。

“除了我和祖母，我们家六个都是男人。”她说，“祖父是军人，还有5个副官，每一个都是拿枪打过仗的。”

现在回忆童年的画面，是一片砖红色、铁灰色和木色的空间，没有声音，但是每隔一个小时会有钟摆的敲击，唯有它们提醒你时间的流逝。小时候的刘若英，她要么躺在床上，听老鼠和猫掉进烟囱的声音，要么就是坐在书桌前，看着镜子里的人，自言自语。

她厌烦了各种各样的规矩。祖父在书房工作，祖母只能从门缝里递纸条。夏天吃葡萄，祖母要用牙签把葡萄籽去掉，然后放在冰箱里冻上十分钟。祖父要出去应酬，祖母会先准备鸡汤面，在他回来的时候准备稀饭。家里招待客人，冷热毛巾的顺序千万不能搞错。饭局进行到一半，祖母会下厨做几样拿手小菜，菜上桌，她人也回来了，衣服发型纹丝不乱。

“你叛逆过吗？”

“那些叛逆的事，我不是不想做，实在是怕麻烦。”

“怎么就麻烦了？”

“规定十点钟之前必须回家，我一想，在舞厅待到十一点，也不是多有趣，回家还要看祖母哭哭啼啼，或者就是她一脸难过的样子……还是算了，回家吧。”

“你会痛恨自己这种自我约束吗？因为你的愤怒都找不到具体的投射对象，因为没有人要求你这么做，你自己就已经把别人的要求内化了。”

“会。”

她给我讲了一个醉酒的段子。大概这个段子很出名，她刚刚开始讲，她的工作人员就在一边笑作一团。

好几年前，有一阵子，刘若英经常在香港拍戏。有一次庆功宴，她已经彻底喝挂，完全不记得自己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在做什么，但是根据众人后来的描述，她当时的行径是这样的——

工作人员负责送她回酒店，刚出餐厅大门，站在台阶上，她就说，停。她四处张望，确认没有狗仔跟拍，这才下楼梯上车。

上车之后，开到一半，她醉酒想吐，于是叫司机停车，又四处张望，确定没有狗仔跟拍，再下车吐完，跟司机说谢谢，继续开车。

回到酒店，她跟门童道谢，跟大堂的服务人员道谢。回到房间，她让工作人员在客厅等着，自己关进房门开始洗脸刷牙。过了一阵，工作人员敲门，里面没动静，门怎么也打不开。原来，她已经歪在门口睡着了。

哪怕在已经醉酒失去意识的时候，她的潜意识仍然会在意别人的看法，仍然会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足够得体。

这次醉酒把她自己吓到了。她好像就是自己在《心中有鬼》里面演的那个太太，一个压抑的、循规蹈矩的、不敢行差踏错半分、不敢坏了规矩的女人。结果，黎明扮演的先生还是对另外一个更加自由蓬勃的女人念念不忘。

“那之后，我的橡皮筋突然就断掉了。”

“怎么就断掉了？”

刘若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用一张绿色的儿童毯盖着自己的膝盖。她的眼圈又红了。她犹豫了一会儿，决定信任对面这个女记者，和她说实话。

“我决定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以前分手，都是因为不爱了。这一次，是因为我太爱了，爱到没有了我自己。我的理智也是因为他，我必须让自己在那个规范里面，因为我知道他不会喜欢一个醉倒在路边的女人。”

关于这一次过去的恋情，她还和我讲了一些往事和细节。那些都是沉痛和成长的回忆。我不在这里写，也不准备在任何一次闲聊里和任何朋友分享。有时候，秘密让人孤独，秘密也是信任和尊重。

总之，这一次失恋仍然让我们的女主角有所成长。压抑和克制不是一回事，为爱付出和失去自我也不是一回事，但是有时候，你身处其中，确实很难分清楚它们的区别。你只是活在执念里，贪恋那种幻觉。

又有好多年过去了，现在，刘若英为之红了眼眶的，已经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也不是某一段难以为继的恋情，应该是那一段当时光流逝，无论如何也无法复制的生命经验。

“这次分手，算是你的自我解放吗？”

“我自我解放过吗？我有过一个男朋友，他是一个聪明得不得了的男人，也是一直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状况的那种男人……可是，我就受我祖母的影响。你知道我祖母说过最可怕的一句话，她说，我要撑的就是讣文上的未亡人印的是我的名字。”

“什么？”

“她说，这些人来来去去，但未亡人就是我的名字，我坐在这里，你们就是不能进来。我跟你讲，她说的时候，我寒毛都竖起来了。”

“那个时候你多大？”

“我刚刚交男朋友，他劈腿。我告诉婆婆，婆婆说，喜欢他，就撑着。我看到她，我觉得好恐怖。”

“你觉得恐怖，因为她真的这样做了。”

在刘若英的新书里，有一篇回忆祖母的文章，名为《一世得体》。在这篇文章里，她记录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细节。

“家中的电话一般在晚上十点半后就无声息了。有天半夜一点多电话竟响了起来，祖母在她床头接起，我也同时在我的卧房接起。那一头是女人的声音，提了祖父的名字说三道四，摆明是破坏家庭来的。祖母听完只客气的说，「刘家有刘家的规矩，现在时间太晚，有什么事请您明天再打来。」我直觉不妙，摸黑进了祖母的房间，钻进她的被窝。她却一点没事，如往常一样，就着床头晕黄的灯光，看着她最爱的翻译小说对我说，「回房睡去，别影响了明天上学……」。据说这女子再也没打来，家中继续着平静的生活。”

“但这样的祖母会不会得体得太像打仗了？”她在文章里问。

“对，我觉得恐怖，因为她真的这样做了。”坐在我对面，她又说。

祖母18岁的时候嫁给祖父。祖母是校花，祖父是校长。当年，这也是一段惊世骇俗的结合。你看她后来再像循礼的俞秀莲，可在她年轻的时候，有那么一个时刻，她也是跟了李慕白走的玉娇龙。

活了40多年，做女人久了，这样的挣扎也看多了。她再提起祖母，表情释然。她甚至俨然是自己闺蜜圈子里的情感导师，范晓萱难过的时候会给她打电话，周迅失落的时候她会去安慰和保护。有时候，她跟周迅开玩笑说，我们写个剧本叫《婚前婚后》吧。她又跟汤唯开玩笑说，还是写个剧本叫《生前生后》吧。

十几年前，老师张艾嘉拍《20，30，40》，找刘若英演30岁的女人，那时候，她的角色还在各种欲望里挣扎。现在，她40多岁了，如果她再演，想必也和当年的40岁有所不同。在电影里，40岁的女人是张艾嘉，她是一个花店老板，忍不了丈夫出轨，可又拿自己的孤独不太有办法，左冲右突，聊以自慰。

一转眼，时光流逝，大家都不一样了。几个月前，张艾嘉接受采访，悚然提及，自己已经60多岁了，觉得衰老是一夕之间的事情。

刘若英和张艾嘉惺惺相惜。这两个女人有相似的出身和阅历，精神气质上也有相通之处。如今，刘若英已是张艾嘉当年的年纪，她拿起笔，想和张艾嘉一样做导演，拍出自己独到的生命感受。有一次，她和朋友聊天，不知怎么，就聊到了张艾嘉。

“不要看我们是一群新女性，其实我和张姐都是极度传统的人。”她说，“我是卡在中间的那种人，张姐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她特别能够理解我的挣扎。”

夜深了，已经快十二点了。她的儿子八点二十的时候已经入睡，所以她可以放心大胆地和我聊这么久。可是现在，她要回家，和大楼管理员打招呼，看一眼睡着的儿子，脱掉隐形眼镜，然后睡觉。她笑着和我说再见，那一刻我觉得，独处固然可以安放她那个玉娇龙，好的交谈里面，她其实也可以得到片刻安放。就在这样的孤独和连接里面，人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

这一辈子，说快也快，说慢也慢，但总是在路上，总有好故事。

再给我一点时间，必定杀出一条血路。

雷：说一件你最近最开心的事情？

刘：前天，我儿子终于退烧了。以前他每一次生病，我都能够照顾他，一直到他病好。可是这一次，他刚刚开始生病，我就去台东拍MINI COUNTRYMAN这个广告了。我到现在都觉得，自己是不是冷冰冰的。发烧40度，还照X光，他的眼神看着我，很无助，好像在问我，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地方，但我还是得要把他押在那个地方。

雷：最近一次大哭是为什么？

刘：好像很久没有大哭了，眼眶红倒是常常有的事。

这次李安这个电影（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我是在电影院里爆哭的，哭到隐形眼镜都掉了。它不是在说一个战争，它让我觉得，里面每一个人都在好无奈地坚持，因为回不去了，非要去到一个送死的地方才是安全的。

雷：电影结尾那么多个I LOVE YOU，你看了有感觉吗？

刘：爱吗？我真的不知道。

在爱情里面，你心里面就知道那是爱，我爱他，我愿意为他做事情，不管是付出，还是包容。你要别人的爱，也是因为你爱他，你接纳也是一种爱。家人也是一样的，朋友也一样。我真的觉得，爱跟付出有很大的关系，你愿意别人为你付出，或者你愿意为别人付出。对我而言，付出是一个爱的表象。

我也不是一个很在哲学问题上追根究底的一个人，我很喜欢讲感觉。我今天愿意，多跟你聊两句。我不愿意，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子投向经纪人，差不多了吧。有时候就是感觉嘛，你信不信任他。

我以前有一个很不好的（毛病），现在稍微好一点点，但是最近又开始了，就是黑白两面，我是没有灰色的。我一旦相信你，就全部告诉你，你自己看着办。我一旦反过去的时候，到底线了，我也不会再客套。他们常常说，我走过去，他们就知道我喜不喜欢那个人。我常常看到一个人，退后三步。我非常敏感，我连这样子敷衍都不要。

我连演戏都是这样子。我有演过一个戏，几次出来之后，张姐就问我，你是不是讨厌谁谁谁。我说啊，很明显吗。她说，你演跟那个人讲话，你都看别的地方，你在掏心掏肺的时候，你都这样。我就是隐藏不了。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也是越喜欢，越不看他，不好意思看。我的冷漠里面蕴藏了很多的信息。他们都知道，她不看谁，那就一定有问题。

雷：你还有什么羡慕的人吗？

刘：我以前也不断地羡慕别人。瘦的，手臂细的，我都羡慕。我这个地方特别的壮，只要看到人家穿无袖，我就羡慕。

但我最近在觉得，每次听到别人跟我说，他好羡慕我，我都会觉得，你没有看到我的苦。所以我就会想，我羡慕的那些人，他们也是坐在这里想，你没有看到我的苦。所以，我起码当好刘若英，起码我现在这些喜怒哀乐，都还OK。你让我真的换到另外一个人，搞不好那个苦也是我吃不了的，那个福也是我享不了的。所以我还蛮知足，说OK，这样子。

雷：你曾经羡慕过的人，是大概哪种人格类型，或者哪种生活状态？

刘：就是可以不管别人的人。

雷：那就是玉娇龙。

刘：比如说我羡慕周迅。我羡慕她，是因为她真的自带一种光，跟一种灵性，跟自我为中心，跟天才，跟艺术。

雷：自我为中心，这个东西你没有。

刘：对，我没有。

雷：就是她有一种敢全然释放的那个东西，那个劲儿。你可能只敢释放在角色里面，或者你在创作的时候，但她是可以人戏不分的。

刘：对。

雷：但是你会意识到那种东西，其实它是很锐利的，是有危险的，是有破坏性的。

刘：是。你也不能说是很公平吧，但反正，你羡慕一个人的时候，你也觉得她的苦你也吃不起，我也成为不了她。

她常常都说她羡慕我。她最常讲的就是，为什么你住的每一个地方我都想住，你的地方都有家的样子。可能就是因为我有付出，让这个家有一个稳定的感觉，可是那个得付出。你让她在家里面待个两天，做个饭，她就会说，哎，我们去哪儿走一下，喝一下。或者，她可能就想要在剧组里面。

雷：你们两个人有没有一点七月与安生的感觉？

刘：有吗？问你，有吗？

雷：好像有一点点这种感觉。一个女人的两面，克制和放纵，压抑和自由，理性和感性。七月与安生，不就是少女版的玉娇龙和俞秀莲嘛。

刘：反正我们俩，你这样的时候，我就那样。我这样的时候，你就那样。我弱的时候，她就会突然很强。她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照顾她。

雷：你人生记忆最深刻的一次生日是怎么过的？

刘：我16岁以后就再也不过生日了。我最怕生日工作，并不是因为我觉得生日那天就要放假，而是很怕我生日那天，大家一直跟我说生日快乐，然后我就会一直说谢谢，然后切蛋糕，吹蜡烛，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想逃。我希望生日那天不要工作，不要见任何人。我都是在5月31号那天跟我祖母吃饭的，就是为了6月1号也可以不要看到她。

雷：那16岁那年的生日怎么过的？

刘：16岁生日，我的祖父母把我的同学都请来我们家了，帮我过生日。我觉得很痛苦，要吃晚饭，完了以后要切蛋糕，然后要拆礼物。

雷：你又得进入那种要让别人满意的情境，你要做反应。

刘：我明明不喜欢这个，还要说哇……其实我心里想，这都是什么东西，一些比较不熟的人，会送我很女性化的东西，蝴蝶结，蕾丝裙子。

雷：你之前一直说你身上有男孩子气的东西，这是从哪儿来的？

刘：我小时候，家里都是男人。除了我祖母，家里其他6个人都是男人。祖父是军人，有5个副官，每个人以前都是拿枪打仗的，都是那一种的。然后我是从做助理入行的。你做助理的时候，你不能秀气，你一定要挽起袖子，粗鲁的，能吃苦的。

雷：你人生到现在，最大的成就感和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刘：我最大的成就感，我觉得是，我拥有很多很棒的朋友。

我第一次在小巨蛋做演唱会，要演出前，我紧张到我的心脏随时从我的嘴巴里吐出来了，然后如婷（注：经纪人）从外面跑进来跟我说，你不用紧张。那一刻，我就觉得……

我所有过去合作的企划、宣传、司机，都是我的朋友。我生小孩的时候，司机还说要送两箱尿布，大家都这么为我高兴。我最大的成就，不是说我今天能够做这个演唱会，而是我的朋友对我——即便我那么直，比如说你开车前面要右转哦，我都会讲，新司机都吓死了——可是久了，他们就知道我是真的，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成就。我觉得，都胜过生个小孩。我觉得结婚跟生小孩是我最勇敢的事，可不是我的成就。

最大的困惑，我想的是，我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

我想，我应该是一个即便结婚生孩子，依然保有很独立自我的女人。这个独立的自我不是像我刚刚讲的，是争取来的这么小一点点，应该是很大一块。我应该可以很放得下我的小孩、我的家庭，我可以很潇洒。我应该像张姐这样，坐完月子就走，拍戏去了。或者是像现在很多worklady，她们可以做到的那样。

可是，我怎么突然就变成这么有分离焦虑症或者是这么的黏？我跟我的孩子相处，说，宝贝冷静，不要哭。但那都是我的理智告诉我，要这样教导孩子。可是我的心里面都不是这样。我只是因为我还有一个理智在告诉我，不要变成这样的人。可是其实已经变成这样的人了。我心里面，就是我最瞧不起的那种妈妈。以前我瞧不起别的妈妈的每一件事情，都报应在我身上。

所以我的朋友最喜欢讲，你也有今天。我曾经嫌弃的生活，现在都在我生活里了。

比如说，我在日本东京演唱会结束，那是我首次工作完多留了一天，然后就跟我先生去逛一个家饰店。我老公突然就找不到我了，我跟他说我要去厕所，你不要等我，你去逛，然后我就自己躲在一个角落，拿出手机，一直听我儿子录的讲话。我自己看到我自己，都会觉得很离谱。

我们后来去买一个红酒的醒酒器。老公说，要不要再看一下，我说不用，都有了，然后就往前走。他说，老婆你曾经最喜欢这一种店，有香薰，有蜡烛，有灯光，你就会站在那里闻，想这应该放在哪里，现在你怎么15分钟就跟我说逛完了，然后就急着去小朋友的店。

那就是我曾经最瞧不起的，现在在我身上都呈现了。

雷：你觉得这个症状什么时候大概能好？还是好不了，有解药吗？

刘：应该是在跟小孩子聊天的时候吧。就是有一天，我对着我儿子歇斯底里，说，宝贝……然后他说，妈，你要冷静。我的内心我不知道，但是我的行为上，会尽量的控制。

雷：这种歇斯底里神经质的妈妈是你以前最瞧不起的，那你以前最瞧得起的女性是怎样的？

刘：波伏娃。

我觉得那都不是什么女权主义，或者是存在主义。我看到她跟美国记者的情书，突然之间觉得，她是我的爱豆。因为她让我看到了一个女人的模样，她既可以为了她相信的东西这么地奋力发声，她也可以变成一只猫一样，只想飞跃到你的身旁为你做一餐饭。她的玉娇龙和俞秀莲统一得很好，我也希望我这样。也许会很辛苦，但是我说好吧，我再给我自己一点时间，必定杀出一条血路。

雷：有没有人跟你说，你要得太多了？

刘：有。我自己跟自己说的，不是他们说的。

雷：以你目前的状态，你觉得是你的玉娇龙强一点，还是你的俞秀莲占上风？刘：当我说我想要的太多，其实我觉得，我不是想要的太多了——我应该是比别人贪心一点点，但是我为我的贪心也付出了代价。我并不是说我就要那么多，你应该要给我。我是靠我的劳力，我的体力，跟我的耐力来做到的，而且并不是得到一个好处。并不是说，我要拍八部戏，或者我要得影后。我做的都是为我儿子，为我的爸爸妈妈，为我的先生，为我的朋友，部分工作是为了我自己在拍戏、唱歌的时候得到乐趣。

可是你说，哪个部分比较大？

我现在在训练我自己。我在身份的转换上，是很快的。当我在工作状态的时候，我是可以很专心地在工作，可是我可以立刻切换。我在做演唱会的时候，礼拜五的下午，当我上了那个明星保姆车，我就突然变女王了，哎，给我来一杯冰咖啡。但是，当我演唱会结束的第二天早上，我一上那个车，就已经开始打电话，不好意思，把那个冰箱里面的鱼拿出来解冻，等下我中午回来要煮。所以，你说哪一个部分更大……我觉得尤其是这半年来，最辛苦。因为我的孩子也开始有意识了，他并不是睡在那里哄一哄就好了。

雷：他不再只是一团肉。

刘：对，你懂我的意思。你要真的用脑在跟他沟通的，不是以前只是一个生活上的吃饱穿暖。另外一个，我的工作又是要用很多脑的，演唱会走到第30场之后，每一场都不同的。还有剧本，搞了三五年，现在变成怎么把它执行出来。然后，我的父母可能刚好这一年，也比较老得快一点，你知道，人老是突然之间发生的。我觉得我这半年就是在找平衡点。

雷：可以说，这半年是玉娇龙和俞秀莲打得最辛苦的了。

刘：对。我以前甚至没有喝咖啡的习惯，但这几个月，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要来一杯咖啡，早上起来就先冷静。

雷：你会想对这两个女人分别说什么吗？

刘：冷静。马上要拍电影了，导演第一部电影，严不严重，严重。孩子重不重要，重要。我后来都觉得，我只要尽力，我就继续走下去，就算有什么闪失，也没有那么严重。

那天碰到一个朋友，我们俩聊天。她跟我说，不就一部电影嘛，怎么样嘛。她说，咱们也不要再为艺术献身，为艺术牺牲了，老的时候，谁记得我们为它牺牲过，就剩我们俩坐在那边，揉着我们的骨头，说，那一年拍那一场戏摔的。有人会记得你为了那场戏做过什么吗？真的没有。大不了领个终身成就奖，还是轮椅上去的，你讲什么，没有人要听。

我那天跟她说，可是老兵有一天想起来，都不是他打得辉煌的战役，他的骄傲，都是看着他身上的伤疤。我男生的那一面就出来，我这样跟她讲，她就会说，但是很痛啊。

我现在开始学习的一个东西就是，告诉我自己，也没有那么严重。我是个责任狂，我答应过的事情一定会拼命做到。以前，人家问我一个问题，我就会觉得要马上回答。我现在会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明天晚上，后天？会怎么样，也不会死。

雷：你心里还是有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

刘：很多。每一个都有答案了，就不好玩了，对不对。我并不是每件事情都用理性来分析，如果用理性来分析，就比较多答案。有趣就是因为它有这么多不理性，随时都在变。今天早上起来腰闪到，就跟我今天爽不爽有关，它就决定了我今天很多的决定。

雷：而且完全没问题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刘：我听我妈妈说的最可怕的一句话就是，我现在心如止水。我觉得好可怕，她再也不会生气了。她常常在歇斯底里的时候，我虽然觉得在八点档，有这么严重吗？可是你又觉得，她身体不错哦，活力四射，叽里呱啦，跟小孩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这样子，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

雷：将来有一天，你活到90岁，要面对你人生的最后一天，你希望以这两个女人的哪一种状态去面对？

刘：我不会活到90岁吧。

雷：你给陈升的书写序，都写活到九十岁。

刘：我后来都写61岁，我儿子成年，16岁的那一年。到了那个时候，他慢慢会和别人结婚，会交女朋友。我不要去预设我是谁，是哪一面。到了那一天，也许两个都是，也许两个都不是。

雷：你自己更喜欢哪一个？

刘：起码走到现在，我很高兴，我两种都有。没有哪一个把另外一个杀死，我没有妥协。两个都活得很辛苦，但起码还活着。我并不知道有一天谁会战胜了谁，也许是两个人真的找到了一种和平共处的方式，但是一样都是努力着。

雷：你的人生到现在，最幸福的高兴时刻是什么时候？

刘：我当然是希望还没有来。

雷：这个问题我朋友问过我，我都觉得没有，so sad。

刘：那是因为你对美好的要求太高了。

你这样讲，让我想起来，我曾经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以前写文章的时候，很喜欢用“幸福”两个字。他有一天跟我说，你把幸福讲得好廉价，人家要追寻一辈子得到幸福，你连吃个汉堡回来，都跟我说好幸福。

我说，这样有错吗？

他说，可是我后来隔了几年，觉得你之所以常常会告诉我你很快乐，就是因为你经常把很小的事情巨大化，所以你的幸福与快乐是唾手可得的，所以你比别人快乐，你比别人幸福。

我知道，我吃汉堡，别人觉得是很简单的事情，不像人家说，我排了好久的队，吃到一个三星级的，喝到什么年份的红酒。我不是，我喝到一杯冰咖啡，可能就很幸福。所以，你问我美好，它不是一个大事的美好，它是随时随地的。就像今天，突然有一个小时空档，我可以提早回家看看，就很美好。

你觉得难得的部分才等于美好，但我反而是觉得，日常生活中的美好，对我而言才是真正的美好。

雷：那我会觉得很好奇，你这种很容易能够获得快乐的能力，从哪里来？从心理学上讲，一个小孩从小就是孤单长大，或者是比较颠沛流离的话，其实不太容易有这种能力的。

刘：我这个能力很强，也许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吧。也许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在那么多的别人看起来，不管说是曲折、丰富、高高低低，我都能够存活下来。他们说我是极度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就是很糟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还没有多糟，一定不是最糟，所以还好。

雷：在你的朋友里面，你通常是提供力量和安慰的角色吧？

刘：对。范晓萱最近正好写了一个歌给我，叫做《喂，你在干嘛》。我说干嘛写这个呢？她说，我们每次打电话给你，都是心情不好，我们吃喝玩乐，吃到好的，玩到好的，我们都没有打给你。所以你后来习惯性接到我们打来，都会说，喂，怎么了。好像是哦，我也懒得跟那边嘘寒问暖了，你就是有什么事，快说。

雷：你是大地母亲，你老公真的蛮会找的。

刘：对呀，他也蛮会找的，瞎猫碰上死老鼠，自然而然就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