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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 黄觉:父亲以及海胆的柔软

类别:优惠信息时间:2017-08-21 13:42:07

父亲节这天,黄觉熬到凌晨才睡。IPAD支在床头,刚和老婆孩子视频完,还发着烫。眼看没几个钟头好睡,他就又得起床上戏了。坐着面包车,在蒙蒙亮的天光里跑外景地,他管这个叫“下矿”。


“演员的生活就是这样。”他说,“你每天就是在不停地在江湖里面浮沉,坐在车里,运来运去,一条黑路,像漫长的隧道,靠在那,真跟从矿里出来是一样的。”


他是个演员。这几天,他完成了几场骑摩托车的戏份,搬到了有马桶设备的宾馆里,和女主角汤唯也接上了头。算下来,要拍完这部《地球最后的夜晚》,他还得在这个叫做凯里的贵州小县城里继续待上好几个月。估计这一整个夏天,他都没什么时间和孩子相处了。


他今年43岁,城市中产,儿女双全。他有一个儿子,今年5岁,叫小核桃。他还有一个女儿,今年3岁,叫小枣儿。3月底的时候,他特地趁着还没开机,带全家人去了一趟西班牙。在塞维利亚的大教堂里,一家人去许愿。儿子许愿说,希望所有人都快乐。女儿许愿说,希望有人给我买项链。


儿子像他,温和老成。女儿像他媳妇儿,爱美较真。


前几天,他妈妈给他发微信,说女儿小枣儿已经越来越不得了。小小年纪,她非要把一件粉红色的T恤衫穿成斜肩衫,露出一半的锁骨。手臂被蚊子叮了个包,又非要奶奶给她用纱布包扎起来。


至于小核桃,那是他第一个孩子,已经慢慢懂事了,开始有了一些忧伤。在西班牙的时候,有一天下午,小核桃趴在他背后说,爸爸,你有好多白头发呀。他说,是啊,爸爸老了。小核桃听了,好久都没说话。又过了一会儿,他走过来,趴到爸爸耳边,说,可是爸爸,你还有好多黑头发呢。


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就是在塞维利亚一间乡间别墅的休息室里。岳母在看孩子,年轻的妻子在梳头发,没有多余的椅子了,于是丈夫独自站在门口抽烟,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妻子的话。妹妹在撒娇,哥哥在玩手机,女人正在旅行的兴奋中,男人则是充满耐心却又疲惫的。


这大概是一幅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画面,再搭配桌上精美的食物和家居装饰——情绪比布景更像是真的。


在贵州县城里回忆塞维利亚,这是一件有点魔幻的事情,黄觉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会儿,他临睡之前还要再做做功课,得背背台词,想想走位,再翻翻胡安鲁尔福的小说。到了这个年纪,他经常忘事儿。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一辈子太长了,能记住的东西实在不多,往往记住的,也不知道哪个真,哪个假。


现在回想起来,西班牙之行大概是他给妻子的一个礼物,给孩子的一个补偿,也是一个男人要扛的家计。因为接演毕赣的这部文艺片,他主动降了片酬,所以,抽空接下MINI COUNTRYMAN的这个广告,也算是补贴大半年的家用。


黄觉继续抽着烟。


“你焦虑吗?”我问他。


“基本上家里人感觉不到。”他说。这会儿,他的妻子麦子正在楼上哄孩子睡觉。麦子比他小14岁,也像他的另外一个孩子。“但肯定有。这么大一个家,你要怎么维系下去。”


“你还会焦虑这个?你肯定赚够了呀。”


“没有一个很精准的计算,你不确定够不够,能不能给我的小孩一个稳定的生活。”


“多少算够?一个亿?”


“差不多吧。万一将来我出什么事呢……”


这时候,麦子轻轻地推门进来,我们的话头儿断了。她把头发扎起来,准备上床睡觉。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她看起来还是像个年轻的芭蕾舞女演员一样轻盈。她有细长的脖子和腿,说话声音也细,笑起来会脸红。可是她不会畏缩,她会很坚决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于是,我和黄觉去门外的大厅里继续聊天。


接到《地球最后的夜晚》,这大概是黄觉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了。他打开手机,给我看毕赣导演发给他的书单。我记不全了,大概有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福克纳的早期作品……这是一个不到30岁的会写诗的年轻人,去年,他有过一部打动人心的作品叫《路边野餐》。


在那部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曾经同时感动过我和我面前的黄觉。一个不知自己是生是死、是死是活的中年男人,他对着自己往世的妻子唱起一首荒腔走板的《小茉莉》。黄觉说,那个镜头让他想坐在电影院里嚎啕大哭,可是看看四周都是认识的同行,终于还是没哭。


比起年轻的时候,黄觉胖了。以前,周迅和他一起演《恋爱中的宝贝》,会老远就冲他招手,喊,帅哥,过来。他是广西壮族人,有非常突出的眉骨和深邃的眼窝。人的外表是随着内心起变化的。他如今仍然是好看的,可是那些多余的体重,还是多少象征了他所承担的责任,以及经历的沧桑。


大概三年前,2014年初,他经历了最深刻的一次命运检验。当时,他的小女儿还有两个月就要出生了,他的妻子挺着肚子陪他坐在和睦家的诊室里,等候医生的判决。在一次常规的肠镜胃镜检查中,他被怀疑身患肠癌。


“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和医生确认手术方案。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下面还接了一个戏约,是不是能赶上给拍了,把钱挣了,也算有个交代。接下来,这辈子就算到这了,剩下来的时间,我就自由了。”


大约一个礼拜之后,这次检查结果被证明是误诊,黄觉全家虚惊一场。不过,他不敢大意。因为他妈妈有十几年的肠癌病史,再加上这次事故,他从此养成了每三个月定期做肠镜检查的习惯。做肠镜需要全麻。有时候,他从全麻里才刚醒过来,人还迷糊着,就得赶飞机去补拍镜头。拍完戏份,又迷糊着赶飞机回北京。


这件事情就这么稀里糊涂过去了。就连麦子,他的妻子,再提这件事都可以当做玩笑来讲。她还不到30岁,而且20出头就嫁给他了,她还完全没有办法设想一种失去了他的生活,只好把它当做一种完全没有根据的假设。大多数时候,她的丈夫能够和她一起调侃这件事,但电影乃是神奇造化,仍然会在一间熄了灯的电影院里,用一个从未真实存在过的场景,打动到他以为自己已经深埋和遗忘的记忆。


算一算,从2001年开始,黄觉已经做了16年演员了。很难说,演戏给他带来的安全感更多,还是乐趣更多。


有时候,他对这种生涯充满感激。因为要不是有戏可演,他恐怕还是一个跑歌厅的混子,一个二流舞蹈演员,一个没有作品的电子音乐玩家。当年和他一块混的朋友们,死的死,疯的疯,崩溃的崩溃,他没有和他们一样原地爆炸,也算是劫后余生。


有时候,他对这种生涯充满厌倦。他经常从一个片场到另外一个片场,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和现实生活完全割裂,大量的时间被浪费在片场的等待里。后来,廖凡劝他,做演员挣的就是这份“等钱”,上场演戏则是免费的。


有时候,他对这种生涯充满敬意。他在微博认证自己是“摄影艺术家、舞蹈艺术家、画家、春秋大梦董事、音乐人”,但就是没有“演员”二字。


他说:“我不自信,但是又爱面子,要看起来体态轻盈。我觉得我还做不到的事情,我自动就会把姿态调得特别低,不要让自己挣扎。其实,我是太在意演员这个称呼了,我不是个专业出身的演员,觉得很羞于提起这个,我完全是中六合彩做的演员,然后你一上来就说我怎么享受或者是对这个职业有欲望,我说不出口。我可以调侃任何东西,但我没拿演员这个职业来做调侃。”


有时候,他对这种生涯又感到满足。出道以来,他演的尽是民国戏或者硬汉戏。可他从各种重复当中竟然得到了一定的乐趣——“人不一定总要创新或者颠覆自己,有时候重复也有美感,就像你重复嗑瓜子也有乐趣一样”。


“我好早前看一本书,形容一个人其实什么样的时候都能够获得愉悦或者快感,就算有一天你把他扔到树洞里头,他看着天,也会数每天飞过来多少只鸟,他会获得喜悦。”


这话里面有禅意。


即便是现在,黄觉出道十几年,终于接下来这么一部正儿八经的文艺电影,和汤唯合作,他心里虽然高兴,因为这几乎是最靠近他个人精神世界的一部作品了,可他也还是觉得,这不过是去了一趟风景更加开阔的地方——就跟去了一趟塞维利亚郊外的农场一样,但可能过了几年之后发现,还是得回来。


黄觉今年43岁,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丧失了很多的幻想。这和年轻时候的“颓”还不一样。基本上,这好像是一种接受残缺,在不完美中流动,继续生活的“佗寂”状态,日本人管它叫做WABI-SABI。


“我觉得所有人可能都像我一样,到了这个年龄了,把日子过得安稳一点,住得舒服一点,有个稳定的工作,不会太窘迫,然后有点尊严。一辈子老血脉贲张也不太对。我觉得挺满足的。我的灵魂是你带我去哪我就去哪,到这也行,到那也行。”


和我见过的很多中年男人不同,黄觉既没有表现出那种摇摆和不服,也没有变得无聊琐碎。就跟他那一阵子的微信名字一样,他管自己叫mood killer boy,杀死气氛的男孩。在社交媒体上,他调侃,他嬉闹,他玩世不恭,他不屑一顾。除了演戏,他还摄影、画画、收藏。他由此获得了一种应付生活的“局外人”姿态,既体面,又疏离,一面生活,一面旁观自己的生活。


毕赣最终选择黄觉来主演自己的第二部长片,据说,是因为看了黄觉演的一个金融产品广告。在这个广告里,他没在意自己帅不帅,是不是有范儿,而是有一种自我调侃的“认怂”。


这段广告词听起来还真是挺逼真的:


“我是个LOSER吗?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一个演员,没得过奖,也不红,出门不用戴墨镜。有人请我做代言,我的第一反应是,找我?别再把客户给耽误了。我今年40,有一个老婆,俩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一岁,还有一条狗。我当然焦虑……一个平凡的演员,撑着一个还算合格的男人,和一个挺安全的家庭,我觉得我还行。”


毕赣需要这样的感觉,粗糙的,生动的,无可奈何的,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他为这种感觉起了一个诗歌一样的名字——地球最后的夜晚。


在塞维利亚的街头,我问黄觉:“如果地球只剩最后一个夜晚,你会怎么过?”


“我其实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他说,“最后想,肯定还是跟什么都没发生、什么都不知道一样,跟每一天一样的过。”


“你会希望怎样被记住吗?”


“我不想被记住。我甚至不想被我的儿子记住。因为我和他的相处都是真实感受到的一个个瞬间,就好像昨天夜里我起来给他把夜尿,那一下触碰,就是最真实的,不用特别去记。”


“如果没有了麦子,你可以吗?”


“我想应该可以。”


第二天中午,我们又遇到。我和朋友们在聊话剧,黄觉在旁边抽烟。他突然插话,说,孟京辉找过他演《柔软》,可他不敢接话剧,拒绝了。又过了一会儿,他偷偷跟我说,哎,昨天我跟你说的那个答案,你帮我改成“我没了麦子不行”吧。


“其实我还是觉得我行。”他说,“但还是说我不行吧。否则,她会难过,我得花好多时间去安抚她。”


两三句话,他讲得吞吞吐吐。这真是海胆的柔软,你把带刺的硬壳打开,他根本没有他想的那么酷。


一开始,黄觉压根不想和麦子结婚。


此前,他刚刚结束了一段三五年的恋情。


有一天,女朋友对他说,我好像爱上了一个人,但我们还没发生什么。黄觉说,那我来做决定吧。他的决定是,自己先搬出去,给女方一年的时间。如果一年之后,她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了,他就开始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他再回来。


他对当时的女朋友说:“人到了这个年纪,如果还能有心动的感觉,那你一定要去抓住它。”


那位女朋友,她是个聪明、独立、有控制力的女人。后来,她得偿所愿,黄觉也有机会遇到了法国回来的舞蹈演员麦子。


不过,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他有不止一任女朋友,都是呈现这种特质的女性。他曾经有过一位美国未婚妻,犹太裔,哈佛毕业,非常能干。最后,黄觉认为自己人生所有的路都被她安排好了,自己好比找了一根拐杖,而再没什么可做的,于是提出分手。


有一天下午,我在丽都的咖啡馆里和麦子聊天。没多久你就能发现,黄觉最后娶回家的女人,实际上也是这种类型:聪明、充满欲望、渴望控制、想要抵达某个更高更远的地方。


麦子她是哪种人呢?她在怀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大着肚子还参加了中戏导演系的研究生考试。除了政治,所有其他课程都拿了最高分。她不是那种嫁给富有的年长男人就甘心在家做家庭主妇的女人。她和我讲了她正在写的几个剧本。这些故事都有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想要塑造一些在迷茫中自我探索的年轻女性形象。她很敏感,有表达欲,也能感受到她内心的焦虑。


她今年28岁半。所有人在这个年纪都会是焦虑的。然而这是女人最美的年纪。


遇到黄觉的那一年,麦子20岁,刚刚回国,还没来得及经历自己的初恋。她对于一个老浪子怀着浪漫的想象,想要在那里“饱受伤害”,开启神秘的爱情之旅。她认为黄觉是那种能够给她上爱情的第一课的人,会狠狠伤害她,然后她就可以带着这些伤痕成为一个有成熟魅力的女人。


那一年,黄觉已经34岁了。他虽花名在外,但和几乎所有前女友都能成为朋友,谈不上“狠狠伤害”。后来他才意识到,其实在他的女性观里,控制一直都是一种性感。


1974年,黄觉出生在广西南宁的一个文艺家庭。广西是壮族聚居地,当地人打架彪悍,能歌善舞,但自古以来的民风大约就是女人工作,男人“负责输出精子和文艺”。


他的妈妈是位女强人,结婚生子之后就从剧团转业到地方,在一家医药公司做高管。“属于几千个货品能够不用写,全记在心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摩羯座,就是一个特别让我无力反驳、永远很理智的这么一个女人。”


他的爸爸则是家里的不稳定因子。帅哥,性格倔强,不拘小节,好打抱不平。他爸爸是个孤儿,从小没有爸爸,因此也不太知道怎么做一个父亲。他对于子女的教育要么就是暴力,要么就是缺席。


你大概能够猜到,黄觉受母亲的影响相当深。她抚育他,爱他,训练他,也控制他。


应该说,黄觉是在一种爱和塑造的氛围里长大的。小学的时候,他从路边捡回来几根树枝,说要做弹弓。换了别的父母,可能早就开骂了,可他妈妈就陪他在院子里削树枝,最后给做了一只很神气的弹弓。他路过菜市场,说要学斗鸡,他妈妈也不阻止,只是说再找机会。不过,因为妈妈从商,一直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学做生意。可惜,他没有这个天赋,还是被剧团的氛围影响,学了舞蹈。


“我和我妈老吵架,但其实内心会觉得,她说的真理把我占得满满的。我小时候特别善良,我觉得我妈为什么对我有那么强的干预,就是看到我性格的这一点,不适合生存的一些点,就是说,你要心肠硬一些。但是我觉得这跟我的本性,变成了一个冲突。”


长大以后,甚至一直到现在,黄觉都老生活在这种“软”和“硬”的反差和冲突当中。他明明是个非常柔软的人,但他总是出于某种不安全感和自我保护意识,让自己呈现出坚硬或者冷酷的第一印象。这或许来自妈妈的训练,也或许成了他不自觉的习惯,也可能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男人要表现出这个满不在乎的样子,才是魅力的体现。


在感情上,黄觉成了一个不婚主义者。有一次,妈妈问他,你怎么还不结婚啊。他反问,你的婚姻快乐吗?你看到的身边的婚姻快乐吗?妈妈沉默,于是不再问起。


但有时候,生命和感情一样,会有倒计时。他的妈妈被确诊患了肠癌。


“我妈是癌症,我就觉得,可能单单我的存在已经不足以撑起她一种活下去的信念。”


“还没结婚的时候,我总是会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堆着,比如说,早上叫我起床,这些事情助理都可以做,但我会留给她做,让她感觉,我得活下去,我儿子需要我。我能做的就是这些。”


“其实,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酷,是一个特别心软的人。”


这位不婚主义者最终是这样走进婚姻的。


“一开始,我跟麦子说,我不结婚,要代孕。她说,好啊。”


“相处了一阵,我觉得她的欲望和年轻的躁动,我这个年纪也能够容忍下来,还能够在一起待着,要不,你帮我生吧,但是我还是不结婚。她说,好啊。”


“后来又想,不行吧,要不有了小孩我们就结婚。她说,好,无所谓,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能不能写婚前协议?她说,我没打算想要你什么,你想写就写吧。”


“那好,也别婚前协议,这个时代太孙子了,算了我们先结婚吧。”


这是一个老司机和聪明人的爱情故事。他固然老练,可她也没那么幼稚。她是山东人,可是在上海求学长大,她似乎一开始就知道相处之道的奥秘,不去控制他。他阅人无数,但面对无招胜有招,最后也放松了警惕。


其实,在麦子之前,黄觉还拒绝过一个女人。


“她也不是女朋友,就是没事一起待几天那种。她说,家里人也想要小孩,要不我们俩生一个?我说行。她又说,那生完了就留在上海,我来带吧,我有空带小孩去剧组看看你,你每个月按时付生活费就行了。我想这什么情况,我生了一个小孩不能跟我在一起?突然间觉得这是她的设计,噢,已经想那么多了,她就会把你给排挤出去。”



麦子打开了他带刺的壳,终于看到他所有的柔软。他把自己过去所有的感情经历都告诉她,把几乎所有前女友都介绍给她认识,她很快进入了他的生活圈,把他所有的异性朋友都处成了自己的闺蜜。后来,她生了两个孩子,孩子的小名都是从她老家山东的特产来的典故。


“其实,从有第一个孩子之前,我就知道,我渴望全部地给。”黄觉说,“我觉得爱就是不计得失地往外掏。可能因为我是在爱里面长大的,所以我也渴望这样去付出。这就是人的价值的循环。”


“你以这样的标准,爱过多少人?”


“不到十个。”他竟然没有想很久。


妈妈、爸爸、麦子、小核桃、小枣儿……他彻底释放了。这可能是因为,他彻底觉得安全了。


现在,我们已经很少能够看到黄觉带刺的那一面了。那些刺,跟着他那些在歌厅、酒吧和片场里的荒唐青春一起,像屁一样消散了。他度过了婚后的第一个七年之痒,终于成了一个“那样的”中年人,保守,尽责,谨慎,宽裕,懒散。


他已经有16年没有换过公司了——应该说,是从来就没换过。这么多年,荣信达的演员来了又走,只有“他这位老伯,任劳任怨“(李小婉语)。这是他对李少红知遇之恩的感激,也是他的惰性。他其实挺享受除了拍戏再也不用费劲社交的日子。


他在大理、美国和澳大利亚都买了房子。每到一个新鲜地方,但凡只要他喜欢,就忍不住想要买个房子。他开始憧憬真正老掉之后的退休生活。


他最羡慕的人,从那种摇滚热血青年,变成了过着无目的美好生活的大闲人。他有两个朋友,已经提前过上了他梦想的生活,一个叫黄晓茂,一个叫曾小俊。黄晓茂我们都知道,李静的老公,著名音乐人,十几年前就过上了“每天除了玩就是混的生活”。曾小俊是一位收藏家,据黄觉说,他的有钱程度、清闲程度和品味之好,都是他在身边所认知的极限。


“我好像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生活给我的已经远远超出我的预期,我已经很满足了。”


“你还打算干多久?”


“45吧,算一算,我已经快解放了。”


“可是麦子还很年轻,她还远没到终点站呢。”


“我们讨论过这个。我会陪她一起去经历。”


“那45岁之后呢?”


“就学钱钟书说的,做一些无用之学,画画,摄影,收藏,也不为了什么。”


我总疑心,黄觉一个广西南宁的舞蹈演员,一个小镇青年,今天过成这副模样,这种懒散、疏阔和无所谓,该不会他前世是个八旗子弟吧。他笑,说开心网算命说他前世是个喇嘛。


结婚之后,黄觉已经很少说谎了。他不再需要用谎言在女人之间周旋。他唯一需要晃点一下的,是和老朋友在牌桌上。也不为了赢钱,就为了惯性地和这帮人待在一起。


说起来,这帮老友大多数还是老北京爷们。好比老狼,和他一样,都是懒散、疏阔和无所谓的主儿,什么都不着急,就好个体面,再上火的事儿,也不过就是心上的一个小划痕。老狼跟他说,其实出名挣钱那都是扯淡的事儿,还是以前年轻的时候骑着自行车修电脑最开心。


19岁那一年,黄觉不耐烦父母吵架,离家出走。当年来北京,投奔的就是老狼他们这一批文艺青年。20多年过去了,他和其中好好活下来的人一起,又安稳过到了中年。有时候想想,万一当年没狠下心离家出走,他可能就成了一个和他爸爸一样的人,一个在小城格格不入、被碾压的人。


我想起来很多年前看过的一个段子,讲葛优真是个北京大爷。他出门买包子,拎着一袋包子回家。半路上,袋子破了个小洞,包子颠着颠着就掉了出去。一个两个的,等他发现的时候,也没剩几个了。葛大爷也不去捡包子,也不捂紧了袋子,他就晃悠着这么一直走回了家,到家门口,把空荡荡的破袋子一扔。


没准儿再过一些年,黄觉和老狼他们,等他们再老一些,就是这样。生活里很多东西都跟那些包子一样,也是可以不要的。


但现在还不行。我问他,最大的恐惧是什么。答案是:“我不能想象孩子不在我身边。”


“这可能会导致我的婚姻相对更牢固一些。”他说,“我不能想象离了婚,你去视频,或者一个星期去看一天,慢慢看着他们的生活独立起来,慢慢你就成了一个被边缘化的生父的符号。我不能那样。”


已经半夜00:25了,最后和麦子打过招呼,又看了小核桃和小枣儿一眼,黄觉准备关灯睡觉了。


这篇文章,我本来特别害怕写成知音体。不过又觉得,有爱还是要说出口。我们上一代的父母,他们像怀揣着国家机密一样,保守着自己爱的秘密,从来不去表达,但并无任何人因此而受益。


等到小核桃和小枣儿长大一点,如果他们看到这篇文章,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温暖的人,应该会活得比较勇敢。


谢谢黄觉和麦子,谢谢MINI。